历史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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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检讨

  六十年前,蒋介石败走台湾。凭军队人数、武器装备、经济实力……他哪方面不超过中国共产党?可是,他最终成了一个失败者。
  几年以后,他有点醒悟了,认识到,是腐败导致了他的失败。他说: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五日,胡宗南攻入延安,蒋介石发布的嘉奖电称:“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奖赏……”
  五月,蒋致电全部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称:“抓住解放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
  可惜,几天之后,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张灵甫亦死。六月,蒋介石在军队内部就此总结说:
  “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
  “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之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
  讲话结束之前,蒋又鼓舞下属说:“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因此,“共产党绝对不可能打败我们”。
  七月,蒋又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
  “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两个月后,蒋宣布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蒋还说:“虽然共匪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却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来消灭他们。”
  不过,面对中共由守转攻,蒋介石亦意识到党国事业已到“存亡危机之秋”。
  至一九四八年,战场形势更加严峻,是年一月七日,蒋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占领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蒋在这年一月的内部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斗争进入生死关头”为宗旨,严厉训斥了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训斥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之因,以使我们转败为胜”。
  蒋怒斥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竟能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军官对属下士兵的不闻不问,蒋也深恶痛绝,“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
  蒋感叹说:“共军干部对于这些点,倒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
  同年二月,蒋又对党务工作表示了愤慨:“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且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往往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做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蒋还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欣赏:“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随后又痛心指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戡乱军事检讨会”在国防部举行,大会第一天,蒋介石即指出: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抗战胜利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胜利之后的大接收!
  蒋还警告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九年,蒋说:“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至四月,随着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这样的军队,不能不走向失败”。
  一九五六年,在败退台湾、痛定思痛、实行土改后,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了失败……”这包括,在“四年的剿共战争中,我们未能将民生主义的原则,付诸实施。”

历史小故事大全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着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着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中国历史小故事

  中国史上最强女海盗

  海盗一词,充满杀气,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男子,但其实,在清朝中期的时候,有一位女海盗曾令清军闻风丧胆。鸦片战争爆发后,被清朝政府招安的这名女强人还曾作为林则徐的“参谋”抵抗英军。
  出身海盗世家
  这名如今还为许多老广州人所熟识的女海盗名叫郑一嫂,她原姓石,乳名香姑,系广东新会籍疍家女,生于1775年,卒于1844年。其前夫姓郑,因排行而俗名郑一,新安(今深圳宝安)疍家人。郑氏夫妻生有两子。
  在明末时期,当时就有着名的郑、石、马、徐四姓海盗横行珠江口。当代作家杨万翔的《海阔疍家强》曾提及一位在18世纪后叶越南内战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疍家枭雄莫官扶。襄助莫官扶成就大事业的拍档名郑七,乃郑一的堂兄弟。由此可知,郑一嫂的娘家与夫家均为海盗世家,在她身子里,天生地流淌着与珠江水相交融的英雄血。
  康熙收复台湾,郑成功部分残兵流向珠江口为盗,珠江口疍家海盗由明末四姓演变为清初红、黄、蓝、白、黑、紫六帮。郑一乃红旗帮首领。
  郑一其人,胸怀大志,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把珠江口各股势力统一成一个以他为盟主的海盗大联盟,而郑一嫂堪称贤内助,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各帮海盗尊称她作“龙嫂”。无奈天意弄人,在这个海盗大联盟好不容易签约结盟的1807年,郑一却于一场强台风中坠海身亡,年仅四十二岁。由是,于“失龙寡嫂”而言,大联盟顿成大陷阱——红旗帮面临或内讧或被他帮兼并的严重危机。
  势力震惊英国军队
  郑一死后,郑一嫂成为红旗帮的领袖,在她的带领下红旗帮队伍迅速壮大。但在官方的记录里对红旗帮的记载很少,举凡秘密社会组织的内幕细节,包括官方在内的外界一般都不能详知,红旗帮的情形也是如此。
  有一位名叫格拉斯普尔的英国富商,曾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从而耳闻目睹海盗的日常生活种种。待他被以7654西班牙银元赎出并回到伦敦之后,他写出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将郑一嫂的逸事公诸天下。
  据格拉斯普尔描述,在郑一嫂的经营下,红旗帮有大小船只五六百艘,部众三四万人。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有造船工场。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迄琼州海峡。郑一嫂很早就向西方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红旗帮使用的武器是千方百计弄到手的洋货。一次,跟英国战船交火后,她认真观察对手所遗弹头,发现英国人发射的是最新研制的24磅炮弹,几个月后,她的船队便装备了此种新式大炮。
  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装备之精良跟大清水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仅屡败官军,甚至取得重创葡澳舰队(其中有美国雇佣兵)且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的辉煌战绩。面对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闯,郑一嫂还在1809年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令英军震惊。
  事实上,在郑一嫂领导红旗帮期间,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保仔。张保仔原为江门疍家子,生于1786年。十五岁那年,他被窜入内河的郑一掳走,深得郑一喜爱。名义上,张保仔是郑氏夫妇养子,但他的刚强干练使之很快跻身于红旗帮核心领导层。郑一死后,张保仔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出面襄助“龙嫂”有效地廓清了群龙无首的混沌局面。
  联军对红旗帮无可奈何
  红旗帮越来越强大,为了荡平海寇,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联合,试图借列强的力量消灭红旗帮。格拉斯普尔记载,1809年秋,清政府与葡萄牙和英国一起组成了联合舰队,要突袭大屿山消灭红旗帮。得到情报的郑一嫂,亲自坐镇大屿山纠缠住敌军主力。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主力奇袭广州城,击杀虎门总兵。联合舰队不得已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遭到早已埋伏好的红旗帮主力的包围,激战九个昼夜,红旗帮仅有四十人阵亡。而联合舰队丢盔弃甲,只有几艘舰狼狈逃回广州。
  红旗帮的这些大行动让满清朝庭极为恼火,连续派出大军征讨。红旗帮及其他各帮在郑一嫂、张保仔的指挥下,连续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官军。在浙江海面,打死了浙江水师提督徐廷雄;在香港大屿湾,灭掉了清海军战船二十多艘、火炮三百门,生擒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还进逼广州,打死虎门总兵林国良,迫使两广总督频频换人。
  其中最大的一次“剿张”战役,是屡遭劫掠的澳门葡萄牙人会同清朝水师,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于其总寨大屿山岛,历时八日。但红旗帮如有神助,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突然发作,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
  接受清政府招抚
  后来,红旗帮因郑一嫂不肯改嫁给黑旗帮老大而导致各派冲突。清朝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黑旗帮作为六旗联盟的第二大帮投降,大大削减了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力量。迫不得已之下,红旗帮也开始寻思着接受招安。
  清朝的招安条件虽说很宽,但有一条是不能免的,就是招安时海盗们须下跪。红旗帮海盗一向看不起清军,让他们向昔日的手下败将下跪,很难接受。于是,精于计谋的两广总督百龄提出了这样的方案:由皇帝赐婚,准予张保仔、郑一嫂结为合法夫妻,郑一嫂、张保仔跪拜谢恩,同时,也算跪拜接受招安了。
  招安后,张保仔封三品官,后升从二品,调福建闽安、彭湖等地任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 海盗可以演化为义军,但不等于就是义军。招安的成功,也避免了更多平民百姓的伤亡。
  三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郑一嫂仍然积极抗战,为林则徐抗击英军出谋划策,她的事迹还于20世纪80年代被香港电影人搬上了银幕。

历史名人小故事

  管仲茅草换黄金


  公元前656年春季,中国大地上即将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南北战争。以齐国为首,成员国包括鲁、宋、陈、卫、郑、曹的北方联盟军,大张旗鼓南下,讨伐南方第一大国:楚国。
  当时的盟军总司令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总参谋长是齐国国相管仲。看着这阵势,南部的楚国心里有点发虚,派了使者去盟军阵营做解释工作。楚国使者装成很无辜的样子问:“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国家,没怨没仇的,打我干吗呀?”
  盟军的总参谋长管仲接见了南方代表,他说:“你们楚国恶意扣押自己国家的特产物资——白茅草,造成特有原材料短缺,阴谋破坏祭神仪式,弄得每次举行祭神大典的时候,没法过滤酒水。”
  后来,惮于国际舆论和楚国的险峻地形,南北双方没有开战,齐楚两国签个和约就完事了。不过,这场战争却可能会哄抬一种商品的物价——白茅草。这么一道程序,让白茅这种“无人知道、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草,身价百倍。宗教意义上的身价,导致经济意义上的身价抬高,以至于差点成为周朝南北开火的借口。借着一根草,做政治军事上的炒作,做经济上的炒作,齐国的炒作功夫算是做到家了。
  齐桓公时期炒作白茅草,还不止上面一回。周朝混到春秋时代,面临一个财政上的难题:经费不足。偏偏那个时候挑起重担的是齐国,齐桓公精心包装了一个树立自己品牌的口号:尊王攘夷。攘夷不难,加强军事力量,拳头狠一点,狠狠揍几个小无赖国家就行;尊王不容易啊,大家都爱欠周朝俱乐部的会费,真金白银的事,总不至于齐国替兄弟国家垫付吧?也不至于开着战车去催会费吧?
  齐桓公正为这事愁着,管仲出主意了:“这个容易,江淮一带有种草本植物学名叫茅草。我们请周朝天子派军队将这一块地段暂时控制起来,然后发布消息:周朝要去泰山举办祭神会议,要参加会议的,自带江淮之间的特产茅草织成的垫子来坐,会场不备凳。进入会场前要严格检查垫子,不是我们要求的货,敬请离场,开除会员资格。”
  此令一出,各国纷纷派人去江淮间取茅草织垫子。赶到茅草产地时,周朝的军队早在那里候着。要取茅草,行,拿黄金来。既然天下人都来取,价格也该贵点,一捆茅草就100两黄金吧。茅草比黄金还贵,三天之内,天下的黄金向周天子手里集中,他赚得钵满盆满,周王朝居然7年不用收会费。
  管仲不仅炒茅草,连石头也能炒,炒出金灿灿的黄金来。某年,齐桓公哭穷:“我想攒点钱去交会费,有法子吗?”国务卿管仲想出一个石头变金子的主意:“我们在阴里这地方搞个大工程,建个摩天大楼,这楼呀,三重门,九道城门。这是天下第一城,品牌打出去了,然后雕刻天下第一城的纪念品——石璧,按照尺寸卖,一尺的卖一万钱,八寸的卖八千钱,七寸的卖七千钱,以此类推制定销售价:然后和周王室串通好,让天下诸侯去周朝纪念堂观礼,规定:凡是参观者必须得佩戴我们齐国生产的石璧。”
  观礼是一场程序,石璧是这场程序必不可少的软件,软件权由周天子和齐国联手操作,赚钱的事,周朝天子干吗不答应?于是,一场观礼,几块没有多少附加值的石璧,天下黄金纷纷向生产石璧的齐国集中。齐国政府手里有了黄金,国内8年免税。
  管仲是位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经济专家,他为齐国制定的经济政策,不只是取得贸易顺差而已,而是把别人的经济命脉掐住,牵着国际市场的鼻子走。
  有一回,齐桓公问管仲:“楚国产黄金,我国产盐,燕国也产盐,你说这经济格局该怎么利用?”管仲说:“资源多了是好事,但管理利用不好,再好的资源也要变贱,我有个法子,能把楚国的黄金变到我们这边来,咱们齐国的男子不耕种就有饭吃,咱们齐国的女子不用织布就有衣穿。”
  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下令集中全国力量砍柴煮海水制盐,一面烧制一面储存,从头一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国库里储存了36000钟食用盐;与此同时,用行政命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制盐,杜绝政府以外的民间生产食盐行为,集中一切生产优势,坐地逼着盐价上涨。不久,盐价上涨十倍。这些高价盐肯定不能留在国内消费,要把它们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对于魏国、赵国、宋国、卫国这些国家而言,盐是战略物资,又要消耗,又要储存,没它的话,全国人民都会浮肿,用盐量尤其大。
  齐国的高价盐流入以上这些把盐看作亲爹的国家,一下子换来11000斤黄金。齐桓公拿着这些黄金储备问管仲:“接下来咋办?”管仲又出了一个主意:凡是来纳贡的缴税的,都得用黄金,不是黄金我不收,这时齐桓公手里的黄金价格因此而往上蹿。

有趣的历史小故事

  把裤头儿也脱了吧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早年在贵州龙场任驿丞时,曾捕获了当地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该头目平时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在受审时,他很爽快地对王阳明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任你处置,只请你不要和我谈道德良知。像我这种人是从来不谈这个的,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王阳明当即说:“好的,今天我不和你谈道德良知。不过,天气这么热,我看在审案前我们还是把外衣脱了吧。”
  强盗头目原来是被捆绑着的,脱外衣意味着松绑。于是,他赶紧说:“好!好!脱。”
  脱去外衣后,王阳明又说:“还是热,再把内衣也脱了吧。”
  强盗头目当然不会在乎赤膊,于是就脱了内衣。
  这时,王阳明再说:“还是热得不行,我们再把外裤也脱了吧。”
  强盗头目也说好……庭上庭下两人身上只剩下一件裤头儿。
  而此时王阳明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儿也脱了吧,全身赤裸更自在……”
  一听说连裤头儿也要脱,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面对此情此景,王阳明当即来了一番水到渠成的因势利导:“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最后还剩有那么一点儿羞耻感。而这点儿羞耻感又何尝不是‘道德良知’的某种表现。一个新生儿是决不会在乎自己光屁股的,可见就是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
  为此,强盗头目口服心服,在王阳明所标举的“道德良知”感召下,全盘将自己的罪行一一如实供出。

关于历史的小故事

  曾国藩的“微博”

  曾国藩年轻时是个愤青,“自负本领甚大,每见人家不是”。三十岁时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立志学做圣人,他的方法就是写日记,不过他的日记与一般人不同,很像今天的微博。
  曾国藩日记的篇幅都不长,几十字,一二百字,写的内容多是生活的白描:从早晨起床开始,吃的什么饭,和谁说的什么话,甚至晚上做了什么梦,都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回忆自己一天的言行,发现其中哪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加以自责,做深刻反省。更关键的是,曾国藩写日记不光自己看,还让别人看。虽然那时没有互联网,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发布到网上,与粉丝们互动,但曾国藩有他的办法,他把日记抄录数份,然后在朋友圈子里传阅,朋友们会在后边加批注,谈自己的感想,或批评,或鼓励,就像现在粉丝们的跟帖一样。
  比如,有一次,好友倭仁在他的日记后批语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看到后的反应是,“为之悚然汗出”,然后感叹说,不如此“安得此药石之言”。还有一次,他在日记中抱怨骆秉章对他很冷淡,他的弟弟曾国华评论说:“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这让他如醍醐灌顶,想起自己素来自负,对这位前辈加上级汇报工作或说话总是不容置疑,于是一下子警醒过来。
  日记通常都是非常私密的东西,通常都会严加保密,不让外人知晓,可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开放呢?
  原来他在日记中虽然能够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做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自己的缺点、错误或是陋习改正起来却非常困难,总是改了犯,犯了改,改了再犯。例如,他曾在日记中立誓“夜不出门”,但还是经常“仆仆于道”。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他仍然“无事出门”,回来深切自责:“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
  内修效果不理想使曾国藩认识到,光靠自我反思、自我监督是不行的。于是他把日记公开,让众多的眼睛看着自己,并且通过亲人朋友的“跟帖”、点评,点醒和提示自己,形成强大的外在监督力量。用他的话说就是:“势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所成。”完全靠自己监督自己,往往靠不住,人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才能做出真正的改变。
  曾国藩天资并不聪慧,但却成为“内圣外王”式的人物,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与他注重自我修养,使自己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而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写这种类似“微博”的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成为他最重要的自修方式。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即使你自制力再强,也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所以真正强大的人,不是向外显现力量,而是能放下身段,放低自己,不断从外界汲取力量。这,正是曾国藩最聪明的地方。